言论自由

前不久，谷歌工程师James Damore在公司内部写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源多样性的意见稿（是的，他虽然是程序员，但也没有人怪他“不务正业”），这个意见稿被人泄漏到公共领域后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其最被诟病的观点是：关于女性是否因为生物特征而自然的不适合软件工程这样的领域（他还强调了这是一个基于概率分布的一般性结论，而非针对所有女性的绝对结论）。这个事件引发的形象危机也导致了谷歌决定解雇了这个白人雇员。

今天我不想探讨性别决定职业选择这个话题，而只想讨论关于“言论自由”的话题。

还有一则相关新闻：迪士尼（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母公司）与美中达科达州一家牛肉公司，就后者提出的一项官司达成1.77亿美元的和解。原因就在于ABC曝光了边角料牛肉如何被深加工后被出售，甚至流入学生午餐；ABC把这样的牛肉的一个名称“pink slim”普及了。结果就被告影响了牛肉厂家的利益。这当然牵涉到诉讼成本的问题，但我看也是一个“言论自由”的问题。

这里有很多点可以聊。

首先，Damore被解雇是否合理？从所有迹象看，他写这个意见稿不是一个挑衅的态度，所以即使我们说他的观点是错的，我们难道不应该给他意识到犯错和改正的机会吗？支持解雇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：他写这个意见稿对女性工程师同事造成了严重伤害。即使不解雇他，接下来跟他工作的人可能也没法公事公办的跟他好好共事。媒体里还有人把这种伤害跟中学里霸凌事件等同：一个坏学生拿着刀，在放学的路上一本正经的要跟一个被欺负的学生”谈谈“。 但是这两种伤害真的可以划等号吗？一个懵懂的中学生是真正感受到了威胁，不用质疑。可是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工程师、成年人会因为一个人、一句很多人不敢苟同的观点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？匿名APP Blind的一个投票显示赞成和反对解雇决定的比率相差不大。不论怎样，这应该给爱口无遮拦的人一个警示。

其次，Damore事件其实是当前美国社会的“左右之争”的一个缩影。最近愈演愈烈的极右、白人至上之士与左倾、Antifa势力的斗争，被人戏称是“美国文革”。Damore事件后，他也被右倾网站奉为与硅谷左倾思潮做斗争的“烈士”。

再次，这个事件也触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：关于一个有高度争议的话题（如平权法，堕胎，拥枪等等；争议双方很多时候是带着某种信仰来辩论的），还能不能有一个平静的辩论的方式？偶然看到有人传阅一篇来自Brown大学Glenn Loury教授的，写于1994年的，关于“政治正确”和“自我审查”的论文（Self-Censorship in Public Discourse）。它把这里面涉及到的概念系统梳理了一下；值得一看。首先，作者把“政治正确”定义为一种“均衡”：听者会把某些说辞当成是负面的，说者---有着同样的理解---就会避免这样说辞。有了这个均衡，说的人跟听的人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博弈：比如，说的人即使意识到有自我审查，他也不能抗议， 因为抗议就会被听者认为是他企图偏离达成的均衡，或者是这种均衡所代表的共享的价值观。又比如：如果说者跟听者不在一个水平，说者可以用模糊言辞来误导听者。用当下流行的话讲：就是“套路”和“反套路”的斗争。那是不是“政治正确”和“自我审查”就一定不好呢？作者最后把答案归为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秤”：当我们服从这种均衡时，是因为我们的秤告诉我们服从的利大于弊；当弊大于利时，基于同样一杆秤，希望我们是有勇气打破这种均衡的。

最后，回到个人层面，我以前爱用“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”作为聊天、沟通时的预警也好、标榜也罢，现在想想，还是“Too young, too simple”。当然，还有就是做一个好听众，注意听弦外之音。

方励之（1936年2月12日－2012年4月6日）

出国这么多年，一些海外民运的宣传、报章、电视也看过不少，但是他们并不能触动我；反给人一种用一种谎言去揭露另一种谎言的感觉（原话好像来自侯德健）。


我不认识方教授，也并非受了他的影响。但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，给人的感觉是：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。我把它们列在这里（都很容易用搜索引擎找到）：

• 康熙“盛世”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——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；
  
• 1609-2009：西（科）学东渐四百年；
  
• 圣心寺和“暴民恐惧”。
  

再接再厉

我知道写点有意思的东西不易，不过这过去的一年，努力也不够。 2010新年自勉。

山寨词典

难得糊涂

就是要理好优先次序。

积极

就是为热情寻找宣泄的渠道。

-23°C

零下２３摄氏度（晚上还会降两、三度)，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某种记录了。

什么感觉？这么说把：你走出去后，感觉鼻子里有结冰的趋势。

李敖

〈专访李敖：季羡林三顶桂冠都不及格〉, 陈婉容。

读到这篇2007对李敖的采访，想到这“天下第一知识分子“，虽有些为老不尊，却很独到：

南都周刊：前阵子有几个博士生发起公共信，呼吁抵制圣诞节。对于这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交锋，您如何看？

李敖：要是会看书的人，就能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的地方，然后做某种程度的比对和融会贯通。这种东西要你读很多书，而又不把书读死，才能有这个效果。好比庄子说：“窃国者侯，窃钩者诛”。英国的文学家肖伯纳说：“偷一条面包关进监牢，偷一条铁路进入国会“。又好比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！”可耶稣说：“把你喜欢的给别人！”同样的一个观念，耶稣就比孔子积极。你若是做这种文化上的比对，你会觉得挺好玩的。

南都周刊：您是胡适先生的追随者，但大陆民众的感觉可能觉得您的行事风格更接近鲁迅，您是如何看待他人的这种印象的？能否评价一下您心目中的胡适与鲁迅？

李敖：他们这种评估都是很落伍的。他们不了解真相，你什么时候看过鲁迅骂过日本人？鲁迅到临死前还是拿着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钱，不是吗？鲁迅有个很有趣的事情，你发现没有，他的书从来没有被禁过。所以我不肯定鲁迅。我肯定的是五四运动时的胡适。因为胡适的头脑比他们都好！他们那时候提到了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。鲁迅反对议会政治，那是民主吗？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，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。

大陆多数到今天还谈鲁迅的这些人，头脑真是不行。科学部分以外，物理、化学都有客观的评价。但一涉及社会科学：思想、文学、哲学，这些方面，是不及格的。

社交和足球

中国的团体体育项目都不怎么“灵光“，尤其男子类，特别是足球。

有一次，和几个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人打篮球，恭维他们的国家队什么都挺厉害，足、篮、排。他们随口答道：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社交。听起来有点举重若轻的味道。

我们从小就讲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教育，可到头来都得服从应试教育。团队合作精神和交际能力没有得到足够锻炼。这里面对体育教育的忽视可能是很大一个原因。前一段时间，有关教育部号召中小学生长跑的新闻，招来议论纷纷；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没有明白体育的意义。

走出校园了，没机会上体育课了，还要多社交，即使不为踢球。做到遇集体活动，不至于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