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谷歌工程师James Damore在公司内部写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源多样性的意见稿（是的，他虽然是程序员，但也没有人怪他“不务正业”），这个意见稿被人泄漏到公共领域后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其最被诟病的观点是：关于女性是否因为生物特征而自然的不适合软件工程这样的领域（他还强调了这是一个基于概率分布的一般性结论，而非针对所有女性的绝对结论）。这个事件引发的形象危机也导致了谷歌决定解雇了这个白人雇员。
今天我不想探讨性别决定职业选择这个话题，而只想讨论关于“言论自由”的话题。
还有一则相关新闻：迪士尼（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母公司）与美中达科达州一家牛肉公司，就后者提出的一项官司达成1.77亿美元的和解。原因就在于ABC曝光了边角料牛肉如何被深加工后被出售，甚至流入学生午餐；ABC把这样的牛肉的一个名称“pink slim”普及了。结果就被告影响了牛肉厂家的利益。这当然牵涉到诉讼成本的问题，但我看也是一个“言论自由”的问题。
这里有很多点可以聊。
首先，Damore被解雇是否合理？从所有迹象看，他写这个意见稿不是一个挑衅的态度，所以即使我们说他的观点是错的，我们难道不应该给他意识到犯错和改正的机会吗？支持解雇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：他写这个意见稿对女性工程师同事造成了严重伤害。即使不解雇他，接下来跟他工作的人可能也没法公事公办的跟他好好共事。媒体里还有人把这种伤害跟中学里霸凌事件等同：一个坏学生拿着刀，在放学的路上一本正经的要跟一个被欺负的学生”谈谈“。 但是这两种伤害真的可以划等号吗？一个懵懂的中学生是真正感受到了威胁，不用质疑。可是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工程师、成年人会因为一个人、一句很多人不敢苟同的观点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？匿名APP Blind的一个投票显示赞成和反对解雇决定的比率相差不大。不论怎样，这应该给爱口无遮拦的人一个警示。
其次，Damore事件其实是当前美国社会的“左右之争”的一个缩影。最近愈演愈烈的极右、白人至上之士与左倾、Antifa势力的斗争，被人戏称是“美国文革”。Damore事件后，他也被右倾网站奉为与硅谷左倾思潮做斗争的“烈士”。
再次，这个事件也触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：关于一个有高度争议的话题（如平权法，堕胎，拥枪等等；争议双方很多时候是带着某种信仰来辩论的），还能不能有一个平静的辩论的方式？偶然看到有人传阅一篇来自Brown大学Glenn Loury教授的，写于1994年的，关于“政治正确”和“自我审查”的论文（Self-Censorship in Public Discourse）。它把这里面涉及到的概念系统梳理了一下；值得一看。首先，作者把“政治正确”定义为一种“均衡”：听者会把某些说辞当成是负面的，说者---有着同样的理解---就会避免这样说辞。有了这个均衡，说的人跟听的人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博弈：比如，说的人即使意识到有自我审查，他也不能抗议， 因为抗议就会被听者认为是他企图偏离达成的均衡，或者是这种均衡所代表的共享的价值观。又比如：如果说者跟听者不在一个水平，说者可以用模糊言辞来误导听者。用当下流行的话讲：就是“套路”和“反套路”的斗争。那是不是“政治正确”和“自我审查”就一定不好呢？作者最后把答案归为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秤”：当我们服从这种均衡时，是因为我们的秤告诉我们服从的利大于弊；当弊大于利时，基于同样一杆秤，希望我们是有勇气打破这种均衡的。
最后，回到个人层面，我以前爱用“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”作为聊天、沟通时的预警也好、标榜也罢，现在想想，还是“Too young, too simple”。当然，还有就是做一个好听众，注意听弦外之音。
